夏沐的自言自語

昨天和燕子老師在SKPYPE上通話，說完正事；燕子老師突然說：「學生們都在傳，說你到英國是要去結婚的。」

我漫不經心地說：「他們是聽院長說的吧！」

「他們說，妳的學生都是這麼說。」燕子老師這麼回的。

哼，他們也太抬舉我了，殊不知：「我現正在和我『記憶中』的男友，分手進行式！」。因為知道燕子老師也是關心我，所以才回話；而事實上，也沒什麼不能說的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要『失憶』要好一段時間啊！」 

在英國生活久了，總覺得「把鼻子放在別人的私事上」（put your nose on others’ business）的行為，是非常失禮的；可惜，「白目」的台灣人，從來都不以為意，反而會捕風捉影地大肆宣揚，這種「報派」以輿論造成事實的媒體製造業，我從來就不適應。

三年前，本以為拿到博士回到台灣以後，高學歷、經濟獨立、早已遠離婚姻「市場」的中年女性，應該不會受到太多的「關注」了吧？隨著父母去參加喜宴時，也可以不去理會一些不相干的長輩們頻頻無聊地關心「有沒有對象」、「何時要結婚」、及不負責任地強加註解「眼睛長在頭上」之類的話。說實在的，我在台灣的時間，每天都向打仗一樣的忙碌，連睡覺的時間都很奢侈，更遑論與家人相處的時間了，所以也很難得有時間去理會別人的閒話。

然而，一切都在兩年前，和前院長去美國簽約時破功。在出差旅途最後，前院長無意間從俐安學姊的問候中知道我（曾）有一個英國男朋友後，他就立刻下結論：「我看你以後還是很快就會回到英國的啦！」我聽到這種「算命式」的說法後，就覺得大事不妙，心裏開始埋怨起學姊來了。果然，回到台灣以後，我的處境更惡劣了。

台灣職場，一向是典型的「老鳥欺負菜鳥」及「媳婦熬成婆」的惡質心態文化；連學術界也不例外。大學裏的新進老師，教學、研究、服務、輔導，什都得做，但到最後，學校還是看老師發表學術論文的篇數及點數，來個六、七、八條款（講師六年、助理教授七年、副教授八年），沒法升等，就得走人。但是大學法實施前的老師，卻不受這種約束；只要評核通過，就還有工作。當然，這種以發表文主的功利主義，對於像燕子老師這樣奉獻於學生輔導的老師來說，也是不公平。

然而，當我的老闆認定我遲早「會回到英國」，自然就不會愛才、惜才，好好培養我。一切的「不得已」讓我接下許多重責大任，最後只是突顯我被一直壓榨「剩餘價值」的事實罷了。即便是我想「就事論事」地，表現出我的私人關係絕不會影響我的專業成就，還是沒辦法改變別人既有的成見。這一切，也不好與別人說；因為，大多數人還是用看笑話的心態來看的。

而換了新院長後，因為我們的理念不和，當然就更難溝通了。當關係破裂到我要提辭呈時，想當然爾，院長也不會給我好臉色看。我也還算是視時務，既然要人家同意蓋章，不管態度上、言語上的刁難，我也是忍住脾氣，儘量「理直氣和」地與他溝通。

然而，到最後，他竟然說：「妳如果要我簽辭呈，only under one condition！」

還給我撂英文，「What condition？」我問。

「除非你辭職，是要到英國去完成終身大事！」他回。

我當場怒不可抑，他真的是踩到我的底線了；連我爸媽都不敢問我的私事，他憑什麼覺得這是一個單位主管該問、或可以問的問題？我只能重申：「院長，我從來不會讓我的私人關係影響我的工作，我今天會到英國是因為這個工作本身的問題。」我會不得已提出辭呈，明明就是這個學校對不起我，為何要搞得像是我對不起大家似的？ 

在我離職前拒絕不了的眾多餞別宴之中，這故事又被提起。我和前院長伉儷及所長，去吃了一場很趕的「西堤」午餐。席間，我無意又提起這件事，原本以為一向挺我們的燕燕師母應該會贊同我的想法；沒想到，她卻責備我：「哎呀！妳怎麼這麼不懂事？」

「…」我不明所以，委屈地看著她，心裏想「為什麼？」

「你想想，現在這種情形，你們院長一定要留你的。」

所以呢？我還是不懂。

「你這麼優秀，不管他喜不喜歡你，都一定要把你留下，不然他很難交代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就不懂得給他一個臺階下？」

剎那間，我恍然大悟。本來當時還不解，院長為何不要「好聚好散」，痛快地簽了我的辭呈，我還會回過來感激他。沒想到竟是我的「道行太淺」，沒體會到為了給他個「面子」，我辭職時還是得要「說謊」；我若真沒在英國結婚，他還可以「嘲笑」我一番，怎麼說他都面子十足。

還好，在英國，我不太需要為這種無聊事煩心了。只是，我還是忍不住要抱怨，大家管的也太多了吧。臺灣職業婦女被要求要和男人一樣的表現，但社會還是要像傳統的價值觀一樣地要求女性要結婚、相夫教子、事奉公婆、操持家務，好像沒有作到這樣，就是「怪物」、「不完美」、「不正常」，難怪臺灣女生不想結婚啊！這讓我這個即將進入「一枝花」年紀的女生也想大喊「把你的鼻子給我移開」，別再管我的私事了，行不行！